南北朝时期丝织纹样上的重要变化是: 自公元6世纪以来,出现了联珠纹装饰的初步流行,以及植物纹样的增多。尽管在更早的时候中国已有联珠纹装饰的使用,但并没有形成连续的装饰传统,且早前的联珠纹的组织形式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流行的联珠纹并不相同。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流行的典型联珠纹样式是由颗颗小圆珠组成, 围成圆形装饰,具内通常会围有主题图案。这种典型的联坏装饰是中国6至7世纪的重要装饰题材。天于单纯的联珠装饰的起源到底是出自哪个民族、哪个国家,以及确切的出现时间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联珠圈内装饰了诸如狮子、大象、孔雀和树纹(生命树)(图5-14)的纹样是此期的新构成,异域风情浓重。狮子形象在古印度和波斯艺术中十分多见,狮子约在汉代传人中国,南北朝时狮子造型逐渐流行,均带有明显的萨珊波斯的风格。当时流行的这一类联珠纹,尤其是“联珠圈纹”被认为是受到明显的萨珊波斯( 224- -651, 位于今伊朗)风格影响(见彩版5- -2 )
另一种带有明显萨珊波斯艺术风格的纹样是“生命树”,通常以树纹作为一对动物纹样的中轴装饰,动物纹样对称状分布于树纹两侧。类似的题材有“对鸡对羊树纹锦”和“树纹锦”,两种织锦皆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对 鸡对羊树纹锦"的树形类似希腊柱头,树的上方装饰有对鸡,树下装饰有大角羊,树形显然是受到西方影响,而鸡和羊的形象又有“吉祥”的谐音意义,带有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树形纹” 以蓝、绿、白作为不同地色分割,共有七行树形图案,树干上还扎有红绶带,装饰效果十分突出。
魏晋南北朝也是丝绸艺术史上最早的有较多植物纹样出现的时期。在阿斯塔纳墓群中出土的丝绸里,植物纹样是联珠纹织物的辅助纹样,一 般是和鸟兽纹样结合,有时也作为唯的花纹图案 出现在锦面上(图5-15)。
大约在南北朝前期,纹样开始有明显的写实倾向,较两汉时期更为写实,逐渐告别了古代的夸张典范。但虽较以前写实,却仍具有中国装饰“重神似,轻具象”的特征。中国特有的抽象精神也一如既往,并未形成如西方那样的对事物描绘做到细节逼真的程度,这一点也是东西方两种传统装饰语言的主要差异(见彩版5-3)。
除丝织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彩色印染也十分丰富,从西北~带出土的实物来看,当时已有大红、浅红、中黄、土黄、橘黄、青色、浅蓝、深绿、浅绿、茶褐等十套彩色,印染成花草穿插着动物纹的图案。印染以外,还有绞缬,在新疆于阗的阿斯塔纳还出土了红色白点的绞缬绢,绛色白点绞缬绢,还有在丝、棉、毛织物上印花,其梅花点的蓝底白花形式与现代的蓝印花布极为接近。
若论数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多的织物还应属“麻布”,丝织虽贵重,但毕竟还是皇室贵胄们的专属,百姓服用的仍以麻为主,南方尤其如此,南朝帝王在赏赐织物的时候也以麻布居多。对麻织物的要求主要是适用、舒适,因此对装饰纹样并不十分在意,当然,麻布之中也有精美的,但其精美主要体现在材质而非纹样上,材质的柔细往往使其得到赞扬。大概这也是对丝织物柔细质感的一种追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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