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织设计
春秋战国时期,种植桑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产现象,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农业自然经济基本形成。鼓励耕织成为各国促进生产的重要内容, 官府和民间的纺织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中纺织、印染、缝制等手工艺生产十分兴旺,例如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布帛、服装买卖就十分兴盛。
由于使用纺车进行生产,使得织布的速度和织物的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据记载,战国时期诸侯或士大夫之间馈赠的布帛,常常以千匹计。这一时期各地均有其有特色的产品,如山西、河北、河南和辽宁的布帛,山东、辽东的丝、纨、绮,河北、山东的丝,江苏、安徽的织、缟等,这其中以齐鲁地区的染织工艺最为发达,这一带桑麻遍野,妇人手工精巧、能织善绣。刘向《说苑》曾记载:“鲁人善织履, 妻善织缟。”质薄精细的“齐纨” 鲁缟”是当时著名的产品,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
现在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染织品主要是在湖南湖北一带,以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最有代表性。在这里发现了35件保存完好的丝绸服饰,类型主要是绢、绨(ti) 、方孔纱、素罗、彩条纹绮、锦、绦,织法多样,图案精巧,其中21件上还有刺绣装饰。这些织物上的纹样主要是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和人物纹。其中几何纹样为菱形纹样,菱形形状相似,但细节处富有变化,或曲折、或交错、或与其他纹样结合,富有美感。植物纹样主要以花卉和树木为多,组成连续的图案纹样,有时还与动物纹样,如龙纹、凤纹等相组合,呈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面貌,是楚国地区染织设计的-大特点。动物纹中龙纹和凤纹在织物中出现较多,或以风为主、或龙凤相戏。在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龙凤虎纹绣" (见彩版3-2),龙凤纹样占据了画面的主体,中间交错出现虎纹和硕大的花冠纹样,均匀、饱满地构成了画面的整体形式,动物的形态以曲线来表现,流畅而优美,反映了当时工匠的审美趣味。在战国的织物中也有以人物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马山号墓中出土了舞人动物纹锦(图3-16) ,以动物纹和人物纹样交错出现,人物形象虽略显呆板,但整体构图均匀而细密,纹样精细,是这一时期人物纹样织物的代表,此外,人物纹样还有舞人、猎人等形象出现。战国时期织物纹样的题材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龙凤纹象征宫廷兴盛和婚姻美满;鹤鹿象征长寿;翟鸟标明后妃身份:鸱鸺(chi xiu,猫头鹰)象征胜利,这些题材多用于刺绣中。
战国时期丝织生产技术已经十分发达,这时生产的纱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为28根x26根,丝绸的经线每平方厘米超过100根,最多的达164根,而纬线的密度则为经线的1/2或1/3,个别地方还做了砑光处理,光泽度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的公元前1000年的墓葬中也出土了来自中国地区的丝织物和西亚的毛织物,这--时间远远早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似乎可以说明,中国丝织业影响世界的历史提前到了周代末期。
服饰设计
封建时代,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有着明显的地位区分,严格的等级区别的标志之一- 就是服饰的不同,表现在服装、衣帽等的差别上。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制度被纳人了“礼制”的范畴,服饰设计出现了观念的变化。帝王、后妃、公卿、将相的衣冠服饰趋于完备详细,而诸子百家则对服饰过分追求等级和象征性提出了挑战。如墨子主张“节用”,提倡衣冠服饰和生活器具适用即可,而不必过分追求奢华。荀子则认为应该按照人的等级穿着不同的服饰:“冠弁 ( bian官帽)衣裳,黼黻(fU fu,黑白相间的花纹,泛指礼服上的华美花纹)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韩非则主张崇尚自然, 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记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反映了当时诸侯纷争时的服饰礼法制度。
随着染织和服装加工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服饰设计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的服装大致可以分为礼服和常服两类。礼服是等级的标志和地位、权利的象征,主要在礼仪场合中使用,常服则在日常生活中穿着。
深衣
春秋战国时期的典型服装类型是深衣。这是一种上衣下裳分开裁剪但缝合在- .起的长衣,衣襟右掩,下摆不开衩,衣襟加长,使其形成三角形绕至背后,以丝绦扎系。深衣上下合体,下裳宽广,长至足踝或及地,用不同色彩的布料包缝边缘。由于这种衣服前后深长,穿着时能够遮蔽全身,将人体严实地包裹起来,《五经正义》中认为:“ 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且具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极深的含意,谐音即为“深衣”。深衣突破了上衣下裳的式样,将衣襟加长呈三角形,穿时绕至背后再绕回前面用腰带系住。穿着深衣无须佩戴饰物,也无礼法的约束,缝制容易,穿着方便,既利于活动,又能严密地包裹住身体(图3-17)。
因此,无论官员、文人、武夫、平民,都将其作为日常服装,或为礼服穿用。《礼记●深衣》有记载: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子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ge)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qu)之及肘。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全弗费,善衣之次也。”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着装上趋于理性。当时的人们已经对于裸体羞耻产生了共同意识,儒家将服装的遮蔽性上升到了人格高度,服装的“藏形”的道德功用十分重要,因而深衣这种上下一体、庄重内敛的具有节制的式样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深衣不但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服装设计上的进步,同时也是古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在服饰文化上的直接反映,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
胡服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地处北方,常年受到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在与游牧民族的作战中由于所穿着服饰的不便,使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影响。赵武灵王当政期间,力排众议,锐意改革。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达易服令,引进了胡服骑射,让男人改穿胡人式的紧袖短衣和长裤,学习骑马和射箭。这- -举措对重服饰礼仪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重大冲击,众多臣属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但赵武灵王改革之心坚决,他阐述了服装改革的必要性,《 史记赵世家》中记载:“吾不疑胡服也” “ 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赵武灵王语)。说服了王室和贵族,胡服骑射奠定了赵国繁盛的基础(图3-18)。
赵武灵王所倡导的胡服骑射改进了军队的服装,开创了中国古代骑兵的新纪元。从此,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兵种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又发展出了骑兵这- 新兵种,并在后来延续两千年始终保持着主力兵种的地位。胡服骑射的意义就在于强化了服装的穿着和使用功能,而弱化了服装的等级指示功能。此后,服装的设计和穿着向着求取便利的方向发展,同时,对胡服的引进和适应也拉近了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接纳和了解,缩短了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为以后的民族间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与服装相配合的服饰设计还包括发饰、耳饰、腰带、带钩等。其中带钩的出现对于服饰的穿着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带钩的使用,对于以往使用丝绦扎系衣服的穿衣速度和效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并且,带钩上还有丰富的装饰,大大增进了服饰的华美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服饰文化变革的重要时期,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建立使得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服装的用料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丝、绢、绮、绣等材质。其次,人们对服装的色彩观念也发生了改变,紫色成为最尊贵的服饰色彩。《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记载:“齐桓公好衣紫, 国人皆好服之,致五素不得一紫。”,第三,服装结构发生变化,在社会上层依旧保持传统袍服形态的同时,普通军民则更加注重服装的实用功能,并由此引发了服装设计的巨大变革。此外,随着服装形制的改变,与服装相配的饰物和服饰也一并出现, 丰富了此时的服饰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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