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设计（下）

2019-2-21 10:06:39

(2)器物造型设计
青铜器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对于统治阶级的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其造型和纹饰皆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青铜器的设计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服务，是奴隶制社会最富有代表性的设计。青铜器的设计反映了商周时期奴隶社会精神和物质生活两方面的需求状况。

      在精神层面上，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常常被用作祭祀和典礼用器，礼天祭地,因而被称为礼器。青铜器是商周礼器组成的重要部分。这类作品通常被放置在祭坛上作为礼器陈设，成为奴隶主阶级表达观念追求统治的工具，是“协上下，承天体”的权力象征。西周之后，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功用得到进一步加强，礼仪制度在祭祀和庆典活动中对礼器的使用做了严格的规定。使得青铜器的设计不能突破礼法制度，体现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如《周礼》:“礼祭， 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土三鼎。”《左传庄公十八年》:“名位不同， 礼亦异数。”

      在物质生活层面上，西周至春秋时期，奴隶制趋于瓦解，器物的造型开始摆脱原有的神秘气氛而转向较为活泼的风格。在脱离礼制限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些以实用为主的器物，造型也更进一步向实用功能靠拢。在奴隶主贵族生活中，青铜器不仅仅用来表明身份等级，还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器物，在其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青铜器礼仪色彩减弱，而实用性增强。故而其设计更加注重实用功能的设计，遵循实用原则进行设计。

      商周青铜器造型丰富多样，凝重优美，而且具有视觉力学的因素，不同类型的线构成了线与线、形、体之间微妙或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龙虎尊的上部轮廓线呈抛物线状(见彩版2-2)，中部呈悬垂曲状线，下部底座呈斜直线，三部位曲线与尊中线分别形成不同的相背牵引力和相对冲击力。尊口宽阔的水平线向下挤压，使尊侧上部抛物曲线产生反弹力。由于上部各种力相互撞击，致使尊的静止形态产生动态的情感变化，而下部的倾斜轮廓线与尊中线挤压力则相应较弱，所以底座部分呈现稳重厚实的感觉。

      商周时期的青铜设计以礼器、酒器和食器居多，尤其是在商代，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为酿酒业创造了条件。在商代，饮酒之风盛行，从而对青铜酒具的需求大增，这也推动了酒器的发展。商代青铜酒器的设计占到了很大比例，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在已知的发掘中，酒器的数量甚至超过70%。而西周时饮酒之风被严格限制，酒器数量大减，食器大增，使西周青铜食器设计要远远超过了夏、商，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大大增加。

      青铜器从用途分主要有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杂器、兵器等。

      烹饪器主要有:鼎、鬲(Ii)、佤(yan) ;食器主要有簋( guY)、箕(f0)、签(xu)豆; (图2-5)酒器可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 (图2-6) 盛酒器有:尊、彝(y1)、壶、直(y0u)、触(gong)、益(he)、疊(ei);饮酒器有:爵、晕(ji)、角、觚(gu)、觯(zh);乐器有:铙、钲、钟、铎、铃、錞于等;兵器有:戈矛、斧、刀、矢、镞等。

      其中，鼎是最重要的青铜器物，主要用来烹饪，也可盛食物。鼎在古代不仅仅是实用器物，也是一种权利象征。传说大禹铸九鼎，代表着九州，以后成为传国的重器，所谓“定鼎郏廓(jia r0)”《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铸 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周成王在平定商旧部叛乱之后，就将商代的传国九鼎移到了洛邑，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左传》中就记载了“问鼎”的故事:“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后来“问鼎”就成为篡权的代名词。

      商、周时期鼎的数量大小还代表着不同的等级，例如天子可以使用九鼎，诸侯使用七鼎，卿大夫使用五鼎，土使用三鼎或一鼎。普通人是不能使用鼎的。各等级所使用的数量有着严格规定，不能僭越，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打破礼制首先就选择了鼎。

      正是由于鼎的重要地位，所以鼎在设计上主要追求庄严肃穆，造型上通常规矩周正。按主体造型划分，  主要分为方形鼎(图2-7)和圆形鼎。商代和西周早期流行四足方鼎，鼎的造型随时代而变化。商代早期，壁薄，耳小空锥形成扁足。商代晚期则为厚立耳，直口深腹，柱形足。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大体相同，而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则流行形如大锅带有兽蹄形状的足的鼎。商代鼎的代表就是司母戊鼎。后母戊鼎是目前我国已知最大的-一件青铜器，是世界少见的珍品。从铭文上看，其铸造目的是为了祭祀母亲。鼎呈长方形，在鼎身的两侧，用边缘图案的组织形式，装饰兽面纹和夔纹，中间素朴无纹，使产生对比的艺术效果。四足成柱状，足与器身相接处，也饰以兽面纹。鼎的两端口沿上有立耳，铸有两虎相向张口食一人头。鼎的转角处有高起的棱角，既增加美感，也起到坚固的作用。后母戊鼎形制雄伟，具有浑厚、庄重、瑰丽的艺术风格。

      圆形鼎的代表是毛公鼎(图2-8)，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春秋晚期以后鼎的样式开始增多。

      爵(图2-9)，饮酒和温酒器，深腹，带有注酒的流，流和爵口处饰有柱，后部收拢成为尖状的尾部，腹部可执，下有锥形的足。口缘有两柱，其主要是为了便于取用，但也有学者认为两柱的作用是在饮酒时抵住鼻侧，表示爵内酒已饮完，商朝由于饮酒之风盛行，爵的数量非常多。但在商代晚期，爵逐渐被觚(图2-10)所取代，这主要体现在河南安阳妇好墓中。妇好墓是目前为止已知唯一-座未被盗掘的商代王室墓葬，其主人是商王武丁的母亲妇好，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陪葬品，其中觚53件、爵40件。

      尊，酒器皆可称为尊，形制多为圆形，也有少数方形。金文中的“尊彝”还被用作礼器的代名词。早期器皿腹部较大，肩部阔，颈部高，中后期则颈部缩短，垂腹。晚期出现了一些特殊形制，如用牛、象、羊、马、鸟、鸭(图2-11)等作为酒器而设计。起初动物形象主要是作为尊的主要装饰，装饰于青铜器表面，到后期尊的造型则完全为动物形象了。最重要的尊的代表是四羊方尊(见彩版2-3)，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踞一隅，在庄严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体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有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体。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除此之外，青铜器的造型还包括鬲、簋、甌、豆、壶、点、疊、觥、角、盘、盂等。

      从今天的角度看，商周时期的青铜设计维承了原始社会时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的某些特征，同时，更重要的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设计体现了商周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既有工艺和技术水平的发挥，也符合这一历史时期奴隶制统治下的社会文化。

      例如商代早期和中期，铜料缺乏，因而这使得青铜器器壁较薄，由于图腾、鬼神的信仰，器物表面常常出现兽面图形，神秘诡异。至商代晚期，酒器和礼器占据了重要地位，装饰纹样立体、繁密。西周早期，由于周代反对酗酒滥饮，因而酒器数量减少而饮食器大增，其中簋和鼎成为最重要的礼器。西周晚期，人们更加注重礼仪而轻鬼神，因而器物造型趋于规整，器壁轻薄，兽面纹样减少而几何纹样增多。

      (3)装饰纹样设计

      与青铜器造型相适应的纹饰设计在中国设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装饰题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形成独特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应该说与商周时代的社会意识状况，经济和物质技术条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纹样的设计，与当时的宗教信仰、社会意识、民族心理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和观念对于艺术设计的影响力。例如:奴隶主贵族迷信鬼神，尊尚“天神”,当时人们认为天神支配人间所有事情，包括战争、婚丧、祭祀、农事等，都要占下凶吉，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其纹样正是这一意识的直接反映。同时，在奴隶制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又将这种神话意识加以渲染，作为本阶级的意志的体现。这些意识和观念直接的体现现在青铜器的纹样设计上。

      对于青铜器来说， 器物的造型与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装饰纹样则是观念意识的体现，但由于今天文献资料的匮乏，很多对于商周青铜器纹样设计动机的解释是基于某种推测，而对于纹样的变形与抽象处理，不同专家也会有不同的解释。

      商周青铜器的纹样设计大体上可以分为动物纹和几何纹，此外还有少量植物和人物纹样。

      动物纹样是中国商周青铜器最重要的纹样，可分为写实性和夸张变形两类。

      写实性动物纹样是对自然界中动物形象的再现，保持了动物形象的基本特征，如虎、豹、牛、羊、驴、犀牛、鱼、蚕、龟、鸟等，而夸张变形则表现某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奇异动物，如兽面纹、龙纹、夔纹、凤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曾面纹。

      兽面纹样形象夸张，是想象中的动物，采用对称形式，装饰在器皿的最醒目位置，- .般为单独纹样，有角有目，带有獠牙，睁眼咧口，有的有眉毛耳朵，有的还有身体和爪子，皆为正面，鼻梁居中，左右对称，有的似牛、羊、虎头等。兽面纹样周边也配有龙、凤等形象，纹样表情狰狞诡异，颇有震人心魄的力量。此类兽面纹亦称为“饕餮”纹。

      “饕餮”-词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 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于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食，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区，谓之饕装”’。《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管文， 有首无身，食人未明，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饕餮是一种贪食人类的怪物，因吃得太多在嘴里无法吞咽，最终反而害了自己。用此纹以告诫世人，贪食害己的因果报应的道理。

      今天看来，饕餮纹样具有这样的含义和功能:一是“戒贪”，用饕餮的特性来警示世人要消除贪念;二是“符号”饕餮是古代-种猛兽，形象威严神秘，象征着奴隶主贵族政权;三是“通神”，作为传说中的神兽，饕餮还起着沟通神人的作用，是神和人之间的媒介。这三种解释表明，饕餮纹样包含有宗教、政治和教化的目的，在夏、商、周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作为重要器物出现的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集政治、宗教和道德性于一身，一方面作为一种恐怖的形象，饕餮纹起到压迫、统治人民的作用，巩固奴隶主阶层的统治。另方面，又是祈求神灵保护，避免邪恶力量侵袭的一种寄托。饕餮纹样除青铜器之外，还出现在陶器、玉器和漆器上，体现了当时维护统治、敬神、祭祀的观念(图2-12)。对于饕餮纹，专家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是怪兽纹;有人认为是双鸡相对而成羊头，鸡羊谐音，有吉祥之意;有人认为是牛头等。更多的学者则舍弃了饕餮纹的称呼，而改用兽面纹的名称。

      夔纹。夔纹是青铜器纹饰中出现的-种形状似龙的兽形纹(图2-13 )。《说文》:“夔， 如龙，一足。”  《山海经》:“兽状如牛， 苍(青色)身而无角，一足，出人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典型的夔纹为一足一角，张口卷尾，出现在器物的颈部或下腹部，多为侧面，有时以两条组成相对的纹样形成饕餮纹，或者作为饕餮纹的附属装饰。夔纹主要流行在商和西周早期。在现实中，一足的动物是不存在的，所以有专家指出夔实际上并不是一一足， 只不过从侧面看两足的动物为一足。 这种说法似有一定道理，因在青铜器中夔纹大多表现为侧面。夔纹表现有龙形，称之为夔龙:表现为凤形，称之为夔凤。
     龙纹(图2-14)。龙是一种创造性的以不同动物的局部相组合而成的复合性形体(牛、马、蛇、鱼鹰、鹿)。龙是一种虚构想象的动物，反映了人类的尊崇自然，又希望驾驭自然力量的愿望。

      龙纹在红山文化就已经出现，即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蟠龙纹大盘，反映中国先民对龙文化尊崇的久远历史。《说文》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  ”  龙纹最早出现在原始玉器和彩绘陶上，商周青铜器上龙纹数量较多，其曲折的形象或者作为主纹，或者作为兽面纹的组成部分，或者作为地纹使用。而作为主纹时，一般为二方或多方连续的形式。

      凤纹。商周青铜其中也出现大量凤纹图像(图2-15)。商人认为:凤乃“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以玄鸟凤为自己的图腾，因此，凤鸟作为神化的对象被铸造在青铜器上。 《说文》记载: “凤，神鸟也....于方君子之国，翱翔于国海之外，见则天下大安宁。”“凤，神鸟也，天老日:凤之象也，鸿前，鳞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文、鱼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  ，

      既然类似凤的玄鸟是商人的图腾，那么凤纹就应在商朝青铜器纹饰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考古发现商代凤纹不仅数量少于西周，且其地位也不如西周的崇高。在商朝，凤纹起初还是青铜器上的辅助纹饰，到晚期凤纹才成为装饰的主题。凤纹在西周进人了鼎盛时期。从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预示着西周王朝兴起的“凤鸣岐山”,使凤在西周青铜器上不仅表现为纹饰，还出现了大量以凤为造型的青铜器。西周的风纹形象美丽，刻画生动，开始脱离了商时风纹的宗教色彩，转变成日常的生活装饰品，更显得生动活泼，华丽而精美，成为我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的重要纹饰之一。

      几何纹样:除了动物纹样之外，商周青铜器上还有大量几何纹样，如云雷纹(由回旋的线条组成，通常作为主体纹样的底纹)、重环纹、窃曲纹(两端回勾的或“g”形线条组成的纹样)、鳞纹、乳钉纹等(图2-16)。

      青铜器上几何纹样数量众多，可以说是中国诞生最早的青铜器装饰。但在西周早期之前，它们还主要是作为地纹，起辅助纹样作用。西周中后期才进人装饰的主流，这主要是因为青铜器制作技术的发展和数量的增多，几何纹-方面制作比较简单，同时又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故而得以广泛流行。

      (4)青铜器设计的时代风格和内涵价值

      商周青铜器设计，其造型和纹样上透露出凝重威严之感，具有冷峻、雄烈、沉重和深沉之感。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在于青铜器制作的目的。

      作为为政治、阶级和宗教服务的工具，青铜器是等级的象征，是权力和信仰的代言物，因而青铜器从整体到细节都反映出政治、宗教和阶级统治的印记和色彩。其造型、纹样甚至功用都是时代、宗教和政治精神的直接体现。

      商部落居于东方，《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商人都相信万物有灵，巫术信仰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是凡大事，必定占卜。在敬鬼尊神的同时，还尚享乐，重刑法，轻礼仪。祭祀、占卜是社会生活的重心。青铜器不仅可以显示奴隶主贵族财富，还是沟通天地、联络神人的重器，更多地体现着原始宗教思想，所以商朝青铜器显示着神秘威严的风格。商人崇尚奢华，故商朝青铜器装饰繁密。同时商代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实行严刑峻法，人牲、人殉流行，体现在青铜器上就是疗厉、冷峻，以显示其统治的威严。

      周虽是商的属国，但其好尚与商明显不同。西周建立者吸取了商灭亡的教训，“殷鉴不远”，特别是奢华之风被严格限制。祭祀对象仅仅局限在天地、祖先，鬼神观念逐渐淡薄。礼乐制度占据主要地位，处处体现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表现在青铜器上，时代风格整齐、规范，富有条理，充满理性，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秩序。西周时神秘诡异的色彩减少，严整规矩的色彩逐渐加强，酒器数量锐减，而饮食器大增，并且形成了列鼎制度。西周已不再追求复杂的空间变化，趋向统-规整。

      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对商周青铜器的风格产生影响。商朝时合范技术已经相当高超，器物普遍加以装饰，这为兽面纹的流行提供了技术保障，夸张变形的图案面貌、神秘诡异的风格得以保证。西周时期不仅合范技术进步发展， 而且产生了一模多范的制作方法， 出现了成套成组的器物，很多器物从形制到铭文儿乎完全一样，体现了周人比商人更多的理性。青钢器承教着沉重的原始宗教情感，是宗教与政权结合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一方面使政治通过家我得以风调和加强，另一方面艺术通过政权得以发展传承。青铜器还作为天人沟通的媒介，引导了古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并且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在设计思想中就是对“和”的追求和重视。等级制是青铜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礼制互相支持，塑造了我国古代最初的等级制。而这种与器用相关的等级制在塑造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中-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商代以前，生活器皿般更重功能性，而商周青铜器以典型图饰和复杂工艺构成的综合文化因素，却使商代生活器I升华为多功能的精神文化产物，当然也有些青铜器具有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特征。

      商周青铜器在艺术价值上，以其独特的艺术理念、实物造型和设计元素，架构了传统与现代的连接，正如美国史论家奥列格所说:“具有 超越历史的绝对独立价值。”在历史价值上，形象地展示了商周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客观存在，对于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文献与实物的佐证。它以独特的造型和符号语言，为古代和当代提供了非语言的交流方式，记录了商周科技、文化和艺术的成果。在经济价值上，它是发展经济的重要生产力，能在深化产品的精神性和艺术性上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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